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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踏上生命的远征

2016-10-17 10:59 来源: 未知 人气:

  
  长征,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史诗。
  长征,是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之魂。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长征艰苦卓绝的历史,为后人清晰解读了长征时期红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长征精神。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80年后的今天,在匆忙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很难再回到当年红军翻越崇山峻岭、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忠实信念的场景之中。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这样的变迁却也在无声地拷问人类精神的追求……长征精神,正是一种传承历史又延续未来的时代精神。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特推出专题《长征--踏上生命的远征》,深刻铭记80年前一大批革命先烈为共和国谱写的光辉历史,深刻汲取革命者用鲜血塑造凝聚而成的长征精神,科学把握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并用这一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在新形势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这一新的、更伟大、更艰辛的长征征途上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从而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创造人生价值。
 
一、长征,一个在艰难困境中作出的抉择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自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至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那么,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呢?长征的酝酿,经历了一个艰难而较长的过程。
  “左”倾错误殃及中央苏区 鼎盛局面急转直下
  众所周知,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短短一年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迅速扩大。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并宣告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作为红色首府,更名为“瑞京”。
  1933年二三月间,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表明,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在迂回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是符合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宝贵产物。
  到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九军团,达10万人;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面对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和日益强大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集团非常恐慌。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分北、西、南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但是,由于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0年11月起,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六届五中全会三次会议,相继解除了毛泽东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路线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
  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红军被错误地指令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以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主力红军遭到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
  中央苏区岌岌可危 中央书记处密酿转移
  1934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军直逼中央苏区腹地。
  5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但是对什么时候突围转移、向何处转移、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和路线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讨论结果。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但对共产国际的电复秘而不宣。
  随后不久,为了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在兵员、物资、军事、舆论、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
  有史料表明,10月7日,由我党秘密工作者获得的一份国民党军将向中央苏区发起总攻的情报送达瑞金,周恩来等人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意识到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已经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于是决定提前进行突围转移。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撤离瑞金云石山,向于都县集结参加长征。  
二、长征,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长征自1934年10月开始,至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共经历了六个阶段。
 长征准备阶段(193477日~1934年10月10日)
  · 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是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 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1934年8月7日,红军第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移,10月下旬与红三军(后恢复红军第二军团番号)会师。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1934年10月21日-11月15日,中央红军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16日,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央红军强渡湘江,减为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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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湘江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国民党军是摸不清红军的去向的。但是中央红军一路西行,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判断明白了,红军是西进。这样为了歼灭红军,他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利用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
   1934年11月27日、2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红三军团的各一个团,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堡”60里之间的一段渡河口,这段湘江河流比较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步涉水过江。同时红军还在湘江上架设了五座浮桥。但是,由于博古、李德采取大搬家的方式,和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部队连印钞机、X光机、没有炮弹的大炮都要带上,所以行动非常的缓慢。这样国民党军二十五个师分为五路,迅速赶往湘江,拦截红军。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他任命湘军头目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
 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1934年12月30日-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并于7日占领遵义。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1月7日,中央红军第二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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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和伍修权(翻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一)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三)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新的正确领导。

  ·1935年1月29日-3月21日,四渡赤水河。
  ·1935年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放弃川陕苏区,开始长征。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25日,强渡大渡河。29日,飞夺泸定桥。
  ·1935年6月8日,红4方面军的西进部队于攻克懋功。接着,以一部前出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
  ·1935年6月12日,红1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4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1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
  ·1935年5月-7月,红25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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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途中四大战役
  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到: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共歼敌1.8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巧渡金沙江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认定红军的目的地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不说,翻山越岭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两条船。原来这两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不以为然。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从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绕圈子,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1935年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1935年5月9日在树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的走了,体现出了将士们的机智与勇敢。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场战役,发生于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4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随后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1935年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不同意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中共中央关于长征路线发生分裂。
  ·1935年6月4日——7月7日,中央红军胜利翻越大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五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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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1935年7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尔盖,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被缴械,红军俘敌三百余,缴获轻重机枪三十六挺、电台一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最早刊载于1935年10月1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十期上。
   ·1935年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的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向班佑开进。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致电中共中央,鼓吹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懋功、甘孜、道孚等地的退却逃跑计划,说“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说南下“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1935年9月10日,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继续北上,17日拂晓,夺取天险腊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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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战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聂荣臻对攻占腊子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道路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活了。”
   腊子口这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早已被当做经典战例载入长征史册。当年攻占腊子口,与其说是用手榴弹打开的,不如说是红军指战员以血肉之躯夺取的。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1935年9月16日,红25军在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
  ·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开始长征。
  ·1935年9月-1936年2月,张国焘南下行动使红军屡屡失利。
  ·1935年6月,被迫接受了北上方针。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6军团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
  ·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从1934年10月开始的,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1935年11月开始的,1936年7月到达四川的甘孜,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四方面军会合后,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继续北上,于1936月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结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最后到达陕北虽不足三万人,但这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它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另外,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科学地认识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人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地,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凝聚。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而兹伯里热烈赞扬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准备工作,我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事实证明,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标志着伟大的长征胜利了,这是中国革命转折性的一个伟大胜利,为以后抗日战争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长征中广大指战员所表现出的不畏千难万险的革命英雄气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已经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历史,学习长征精神,要科学地认识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长征精神的凝聚向心价值
  科学的理论是最能说服人的理论,因此它是最能统一人们思想灵魂的理论。长征精神的凝聚向心价值是长征精神时代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长征精神在社会凝聚中作用的意义表现。长征精神凝聚向心价值具有生成的科学性和存在的广泛性的特点。长征的历史表明: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精神的凝聚向心价值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科学性的特点。这个价值本身的产生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武装、教育、塑造、规范、统一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人们心理上归属感、亲和感不断得到满足,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长征精神凝聚向心价值存在的广泛持久性指的是它在社会群体中的长期的普遍渗透。长征的胜利说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信念所激发的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武器低劣,衣食匮乏,但靠的就是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长征精神表现出的理想、信念、情操、气概、风格、作风等等,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诞生以来的高尚品德,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的积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以革命理想和信念为支柱的长征精神:越来越“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总之,长征精神的凝聚向心价值是一种让人“亲和团结”的价值。
  长征精神的感召激励价值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对长征伟大意义的生动概括。几十年来,在中国一提起长征,几乎妇孺皆知。“继承红军传统,学习长征精神”,“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号召力的鼓动口号。长征精神的感召激励价值是长征精神对人们感动召唤、激发鼓励作用的意义表现,它是长征精神时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感召激励价值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一种精神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召唤人、鼓舞人,给人以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念;第二,激励人、鞭策人,给人以火热旺盛、必夺斗争胜利的工作热情;第三,感染人、鼓动人,给人以蓬勃向上、永不倦怠的精神状态;第四,感动人、激发人,给人以藐视困难、勇于克服困难、乐观豁达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全面丰富的感召激励价值,才使得长征精神能够把人的活力、人的激情、人的信念、人的力量鼓动起来燃烧起来的精神。总之,长征精神的感召激励价值是让人“振奋燃烧”的价值。
  长征精神的规范导向价值
  是什么力量促使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能够经受住那样艰难困苦的考验,表现出那样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并创造出那样惊天动地的业绩?这就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持有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把它渗透到整个红军指战员战斗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成为规范广大指战员思想和行为的无形力量。
  长征精神规范导向价值主要是指长征精神对人的信仰的确立,人格的形成和价值取向的确定等方面发生规范引导作用的意义的表现。长征精神的规范导向价值在其实现上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精神价值的实现与精神价值创造的统一。精神价值实现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精神的哺育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完善人格。精神价值创造是指能够促进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全面发展的精神内容的创造。长征精神通过规范引导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勇于克服困难,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对理想对事业的不懈追求,真正体现精神价值在人的进步和完善中的实现,同时也正是这些实现了精神价值的人,在具体实践中又时时在更新精神的价值,创造出新的精神价值。总之,长征精神规范导向价值是让人“优秀纯洁”的价值。
   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价值
  长征精神和教育塑造价值主要是指长征精神在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方面发生教育塑造作用的意义表现。科学地认识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价值,对于用长征精神教育人培养人有着重要的意义。长征精神对人的教育塑造是根本性的教育塑造。这种对人的根本性的教育塑造,就是对人的行为形式、情感寄托、价值根基上的教育塑造,就是对人的理智、情感、意志都以“善”的价值为目标和指向,从而被塑造成一种深厚的,有着与社会责任、民族命运相通的旷达胸襟的精神品格。长征精神对人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是对人对科学的价值理解过程中的情感归化,是一种精神家园的依归。长征精神可以从本质上促进一个人整体精神的内在生长,帮助一个人自我完善。长征精神扩大了人们的精神空间,消融私利计较造成的狭隘、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分融。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方式中充满了主体的道德自觉,同时也有浓厚的生命本体意识和自然情感基础。总之,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价值是让人“目标一致”的价值。
  1936年10月,各路红军到达陕北大会师的时候,周恩来提出,“我们一刻也不能丢掉长征精神!”岁月更替长征精神不能丢,环境变化长征精神不能变。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国工农红军千百万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造的,是人类历史上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精神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作风的突出反映和光辉结晶。现实一再表明,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优良传统的生命就在于升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的“五种精神”和江泽民提出的新世纪的“不懈奋斗的五种精神”,都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如何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和平年代的新长征。这场新长征虽然没有雪山草地、战火硝烟,但却面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考验和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威胁,仍然需要长征精神并从中汲取信心、智慧和力量。弘扬长征精神这一政治优势,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战胜困难和风险、解决新问题、创造新业绩不可缺少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大胆探索、奋发拼搏、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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