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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遭众将领针锋相对

2015-11-19 17:15 来源: 未知 人气: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他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一把手。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而毛泽东不足1万人,便有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想法,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而且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已经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可忽视。他们分别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张国焘处心积虑百般刁难,朱德不计荣辱巧妙周旋
    自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便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红军中有崇高威望,他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地与之周旋。
    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与张国焘力争。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谩骂和攻击,朱德义正严辞:“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
    张国焘后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朱德功不可没。后来,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张国焘野心膨胀穷凶极恶,刘伯承智勇双全欲行“兵谏”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顾全大局、不露声色,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
    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他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越是这样,刘伯承越是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
  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侠肝义胆釜底抽薪,张国焘无计可施孤掌难鸣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人对张国焘分裂党与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张国焘当时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于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张国焘屡施计谋诱之以利,聂荣臻不为所动稳坐钓台
    张国焘为实现其野心,采用了很多手段。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荣臻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无非是想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
    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与他走得很近的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张国焘穷凶极恶铤而走险,叶剑英顺手牵羊金蝉脱壳
    张国焘在左路军行至阿坝时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地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张国焘处心积虑步步紧逼,彭德怀不离左右拼死“护驾”
    张国焘也开始把彭德怀作为拉拢的对象,给他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避免了悲剧发生。
张国焘孤注一掷军情紧急,徐向前明张大义力挽狂澜
    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司令,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纵观历史,张国焘之所以失败,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他原来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以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第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张国焘以为凭借自己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的领导。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
    第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看哪个战略方案更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摆出了一付固执己见的架势,不去考虑自己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左路军”南下的决定,并要“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1937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仍想凌驾于中央之上,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这股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拒绝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第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1938年4月,张国焘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这成了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这样,就丢失了他的人格,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弄得不仅中国共产党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优厚的待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是受到人们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本文作者: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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