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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元帅的耿介人生(二)

2015-11-05 09:17 来源: 未知 人气:

  
2.挂甲归田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位耿直倔强,又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痛的、令他很难接受的打击。然而,木已成舟,事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情和残忍。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挂甲屯是个富于美妙传说的村庄名,传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北征辽国时,曾在这里解甲休息过。这个地方从此也改称挂甲屯。不知是历史的无情嘲讽,还是天意的巧妙安排,这位在漫长而艰难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人物,被撤销国防部长之后,如今也在此挂甲归田了。
    至于这座吴家花园,传说是300年前吴三桂的住宅。如今虽有亭台楼阁,却大都破损不堪;虽名曰“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杂草丛生了。
    面对此情此景,抚今忆昔,无不给人一种沧桑兴废之感。
    然而,也许由于心里另有打算,彭德怀并没有过分沉溺于这种今非昔比的悲伤之中。在此落户后,他高兴地对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魁英、司机赵风池及警卫班战士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元帅,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找到了他生命的根基。从此,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田园上,买了锄头、镰刀、大锹等劳动用具,带领身边人员开地种树、种茶、养鱼。为了便于计算亩产量,他还专门种了一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他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重新证实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时“大跃进”提出的看法,验证各地的“卫星产量”究竟是否准确。
    他把心思集中在这一分地的试验田上,经常卷起裤脚和年轻人一起去池塘挖淤泥积肥,还买了粪桶,让警卫班的战士聚尿积肥。由于精心管理,试验田里的庄稼长得密密蓬蓬。麦子快要成熟时,他成天拿着竹竿在地边守护,收割时也特别细心,颗粒归“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过秤,90多斤。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这样的收成,一亩地可产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我看是顶到天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彭德怀凭自己的“认真”精神的实地调查,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所提意见的正确。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尽管他用心良苦,却无法改变庐山会议的既有结论以及由此给他所带来的厄运。
    应该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还是非常轻松适意的。
    除平时参加生产劳动外,他还坚持看书、看报、看文件。每星期还抽出时间参加高级党校的学习。闲暇之时,还到附近的农民家中走访,谈家常,和农民群众交朋友。在这里,他是群众公认的“好村长”,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有困难,他安慰救济;谁家有病人,他去探视。他还用自己的薪金给村里装电灯,接自来水管,修下水道,他给了群众关心和帮助,群众则使他得到了充实和愉悦。在纯朴憨厚的人民群众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普通一“农”。
    他始终脱离不了和下层群众的血肉联系,摆脱不了根植于他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
    3.坚决不吃“分手梨”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毁容”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毁灭自己”,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被强加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野心家”、“伪君子”等脏而破的帽子。不仅政治生涯从此中断,就连家庭生活也被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这是“难以启齿的污辱性的痛苦”,“造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悲剧”。
    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时,请夫人浦安修不要跟他自己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继续受迫害、遭污辱。但是,相依相伴几十年的夫人浦安修深深明白,德怀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更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谓的“当代吴三桂”之说是无中生有。因此,她不顾彭德怀的奉劝和反对,毅然决定陪伴“挂甲元帅”来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对这一结果不敢抱乐观态度,浦安修对他这一态度就更不“深知”,也不甚“清楚”。当时杨献珍曾劝他们,无论如何,要肩并肩地坚决一起走到底,要坚信有朝一日党和人民会如实翻开这段历史的。
    1962年,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连杨献珍这样和彭德怀密切相关的“重要反党分子”都翻案了,这给彭德怀夫妇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这是压倒一切的调子。“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两点谁也翻不了!这又给彭德怀夫妇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们终于决定“分手”了。杨老坚决反对他们“取此下策”,认为这是“无用之举”。
    彭德怀回答说,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的。
    浦安修说,她爱彭德怀,但她更热爱党,在党和彭德怀之间,她选择了党,因此决心离婚,这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进行比较选择。
    分手的这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很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匀称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
    “你这是干什么?彭老弟!”杨老不高兴了。
    浦安修泪如雨下,杨老也泪汪汪地看着他们。
    彭德怀首先“发表声明”:第一,我根本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根本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因此我内心根本不愿和安修分手;第二,我不吃梨,我这样并不是临时变卦不同意离婚了,而是照旧坚决要分手的;第三,安修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我之愚见是也不要吃分给你的那半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就痛痛快快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第四,“天”在上,今有杨老作证,这是我们夫妻一场大不幸中之万幸。
    浦安修马上抓起一半梨来……
    杨老急了“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到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德怀老弟,请听愚兄一句话吧——一起生活下去,坚持到底,等待历史揭开真相!”
    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德怀,然后盯住抓在手中的那半个梨。
    很快,她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
    很快,她吃光了。
    她抹抹嘴,哭着说:“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彭德怀和杨老愕然!
    浦安修如此“快速”吃梨,使刚强的彭德怀也落下泪来。
    他站起身喊道:“送客!”
“且慢!”杨老站起来,“彭老弟,请你也吃梨,你们都吃梨而不离,这将传为历史佳话。”    
杨老急中生智。
   “我坚决不吃!”彭德怀大喊大叫。
   浦安修失声痛哭。
   “你不要搞绝对化!”杨老再劝彭德怀。
   “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杨老无计可施,只是摇头叹息。
   车子缓缓开出来,浦安修在车里哭哭啼啼。彭德怀和杨老在车外不停地挥手……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圆”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打了回去。
    “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
    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
    “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
    打手们不管他如何喊叫,还是照样打,甚至打得更狠。
    “我没有吃梨,你们打我吧!”彭德怀仍然不停地喊:
    打手们不解其意,拳脚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浦安修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解释“狠心吃梨”的话又涌到嘴边,但却被这种批斗场合死死地封住了。
    1974年冬,彭德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特批最后见浦安修一面。
    遗憾的是,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浦安修放弃了向彭德怀陈述自己吃梨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她只好“抱恨终生”了。
    “唉!自己真恨自己哟,恨到真该死的地步!”
     1978年12月,杨老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追悼会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向他哭诉自己的心里话。
    “您老能理解我吗?”
    “我是您的孩子,不管您理解不理解,我都要说!”
    “德怀是对的,我们夫妻一场,前前后后,曲曲折折,有您老作证,真是大不幸中之万幸。”
    “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错吃了分手梨!”
    “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不管您信不信,我吃梨的动机是好的,我是、我是、我是为了让德怀真的以为我绝情了。从此再也不惦记我了,可结果……”
    杨老一直注意听着,最后只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4.毛泽东再变初衷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性格是扑朔迷离的,虽然他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话,但对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也时有怀疑和否定。也许是意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对彭德怀的一些做法有些过份,加之当时由姚文元等人发难的以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必须以彭德怀作为垫背,为了保护这位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免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清楚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妄图伺机反攻。在这种形势下,做好战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三线工作也就尤为重要。自己到三线去,也可在晚年再立新功,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一方面,他感到自己不熟悉工业,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后,被撤销了国防部长之职,至今尚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个被批臭了的人,是难以工作的。想到这些,他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到外地国营农场去当一辈子农民。
    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召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特摘引如下:
    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来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再次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你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会谈后不几天,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待: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以便“恢复名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也无异于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宣布了彭德怀的无罪,“对你的事,现在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也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许出于他的初衷,但之后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西南三线去保护,然而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魔鬼的手爪还是伸到了他自以为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
    1966年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攻击彭德怀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这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先是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到: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盅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
    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伟人毕竟是伟人,他的一念之差,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伟人毕竟不是神人,即使他有意为之,也未必能收到神奇的效果。
 
    5.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  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
    “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很快便产生了。
    不久,一个所谓“揪彭兵团”由北京串联到成都,对彭德怀的行踪进行侦察。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蒙蒙,异常湿冷。彭德怀因患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曰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笼罩着大地,寒冷的冬风刺人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入。值班人非常生气却又不失礼貌地问这些人:“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  “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
    红卫兵才不管他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
    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
    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
    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作了如下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押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
    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信,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信是“寄出去”了,然而,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处境。
 
    6.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对手们也恼怒了,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待有关问题。
    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一、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
    “百团大战”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22个主力兵团,再加上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自动参加,共有104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月零五天,共击毙日伪 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破坏铁路900余里,公路3000余里,拔掉敌据点2990余个。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但“百团大战”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伤亡过多。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战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主席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但也是肯定成绩为主,同时指出了客观上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允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至于“文革”中对“百团大战”的攻击则更加放肆,也更为可笑。有人攻击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也有人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竟将远在1927年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也归罪于“百团大战”。其卑鄙之极令人汗颜,其无知之至更令人发呕。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确有过失误。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并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所交代和总结。这些过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对日军进攻方向估计不对,过早发动战役,从而减轻了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客观上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
    (二)由于“百团大战”中我军实力暴露较大,从而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兵力,加强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给华北地区人民带来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三)战略指挥上有蛮干思想,致使我军得不到休整,部队过于疲劳,战斗力减弱,使129师伤亡过多。
    这些问题至多也只能算作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与所谓的“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压根就不沾边。林彪、江青一伙之所以抓住这一问题不放,无非是想给彭德怀多加一条罪责,并通过这一问题来攻击更多的中央领导人而已。
    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这一问题,如今也作为一条罪责提出来了。彭德怀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出兵朝鲜前和朝鲜战场上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静。奉命准备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彭德怀从颐年堂开完会出来,正准备上车回去,突然有个高个子小伙喊着“彭叔叔!彭叔叔!”拦在路中。
     “究竟是谁呢?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呢?”彭德怀有点疑惑不解。走近一看,仿佛在那见过,却又一时想不起来。
    “你不认得我了,我在延安学习时,你还表扬过我呢?”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岸英啊!没想到你已长这么高了,跟你爸爸一样。”彭总握住岸英的手又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彭叔叔,你准许我参加志愿军,把我带到朝鲜去锻炼行吗?”岸英说完,像个小孩一样天真地望着彭总,等待着应允。
    彭德怀沉默了许久,才问到:“这事你爸爸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已写过报告了。彭叔叔,你答应我吧!”
    岸英又一次恳切地望着彭总。
    那天晚上,彭德怀没有答应岸英的请示。他心里很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1930年10月,杨开慧连同儿子被敌人抓走后不久便被枪杀了。长沙地下党千方百计将岸英兄弟两人营救出狱,寄放在上海。不幸,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房东便要岸英去挣钱。那时岸英才10岁,岸青只有8岁,从此,岸英就带着弟弟岸青毅然离开了可恶的房东,流落街头,过着乞丐般的凄惨生活。彭德怀怎能忍心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为岸英求情,彭总才答应收下。但同时拒绝让岸英上前线,而是让他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点多钟,12架Fl一80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彭总的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十颗汽油弹,然后一扭头走了。炸弹巨烈的爆响声惊醒了正在值班的毛岸英,他连忙向外跑,但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他一听就急了,问:“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说着就往外跑。被警卫员死命抱住,彭总气得大骂:“放开!再不放老子毙了你。”警卫员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当彭总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
    但是,岸英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了,他已倒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了。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总。彭总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
    周恩来总理得知之后,为了不给毛主席增加痛苦,决定对毛泽东暂时保密,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才得知此事。他沉默了好久,才昂起头,轻轻地走了几步,对彭德怀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毛岸英走了,带着他28岁火红的青春走了!如果他知道他的死如今却给他敬爱的彭叔叔带来又一条罪状的话,他肯定不会瞑目于九泉之下的。
    三、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见了一面,而之所以让他和侄女来往,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红卫兵抓彭德怀时用的是“闪电战”,所以彭德怀离开成都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他穿着在成都过冬时的衣服便上了火车。春天来了,他没有衣服换季,加之这时皮肤病发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卫戍区负责看管的人员这才问他有什么亲人和朋友?彭德怀回答说:“在北京有侄女彭梅魁,此外无其它亲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才给他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彭德怀见了一面。以后虽有来往,但每次都需经看管人员同意,而且限制非常严。
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梅魁:
    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做的制服外,再做一条棉裤。
彭德怀
1973年7月11日
    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未完待续) 

整理: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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